一对同年同月生、都是24岁的恋人，因抢劫并杀害了另一个人，一同走上了刑场。爱恨情仇说起来有点复杂，所以《三晋都市报》将其写成了连载的新闻故事；故事的关键点有一个：主导了这次杀人案的漂亮女主角，临刑前监管人员问她还有什么遗言，她扬起头回答：今天就是我们的婚礼日，问问我们的婚堂准备得怎么样！
    千万不要将这看成是现代版的“刑场上的婚礼”，否则还真亵渎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先烈。这两个荒唐恋人，“错把刑场当婚堂”，他们绝不可能看到刑场与婚堂的真正距离，尽管后来两人的骨灰合葬到一起了，但在地狱里绝不会迎来“梁祝翩翩化蝶”的诗意境界，而只有知情人的唾弃。
    我不用“歹徒”这样的语词形容他们，他们原本并非穷凶极恶的歹徒，他们不过是一种臣民，被蒙昧统治的臣民。臣民走向刑场，而公民走向真正幸福的婚堂。刑场与婚堂的时空距离，就是臣民与公民之间的时空距离。他们成了情欲的臣民、物欲的臣民，于是有了臣民的无知和蒙昧。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里说到：“人类有一个暴君，那就是蒙昧。”“蒙昧”与“暴君”是没有距离的，蒙昧即愚蠢、强横、野蛮；现代社会中的蒙昧已与本真、淳朴、粗犷毫无关系；头脑处于穴居水平的蒙昧者，即使到了天堂里也不可能寻着真爱的幸福。
    臣民只需要蒙昧，而公民则需要尊重他人权利。把刑场当“婚堂”，当然也是这对恋人的“权利”，尽管行使这样的“权利”多少有点可笑，甚至可以说是让人笑不起来的“搞笑”。行使权利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保障自己的幸福；但是，保障自己幸福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不可损害他人的幸福，更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权——这，就是现代人起码要明白的“公民意识”。
    “公民意识”绝不仅仅是政治意义的概念，不仅仅是在事关民主、法治的时候，才将“公民意识”的概念“派上用场”。“公民意识”背后，公民的社会诉求应该是：我有社会义务，也有天赋权利；自我需要自由，他人也需尊重。任何一个公民社会里的公民，都要“持续不断地做有利于他的同胞的事”，这样的公民才是真正的人。
    我国有位思想家曾痛切地说：“千差距，万差距，缺乏公民意识，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。”缺乏公民意识，必然使人渐变成“臣民”。而臣民的奴化，也就变成了“奴隶”，有的是权位的奴隶，有的是情感的奴隶，有的是金钱的奴隶，不一而足。于是，恋人携手杀死他人，就成了必然结果；于是，刑场就在眼前，而婚堂成了虚拟的“天堂”，刑场与婚堂的时空距离，就像地狱与天堂，永远遥不可及。
    要成为一个“人”，成为一个“大写的人”，其前提必须是成为一位“公民”。让我们记住卢梭的话吧：“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；为了拥有公民，就必须从儿童时代开始教育起。”